以往的周末分享我通常选择“正能量”文摘，这样能催人奋进，然而这篇文摘却不轻松，值得每个人自省。
新闻背景：
人民网北京9月25日电 今日上午，记者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夏俊峰今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2009年5月16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妻子张晶在南乐郊路与风雨坛街的交叉路口卖香肠。被查处后，在沈河城管执法分局滨河中队勤务室内，与城管队员发生冲突，冲突中，两名城管队员死亡，一名城管队员重伤。夏俊峰称自己当时受到两名城管队员殴打，出于正当防卫刺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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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峰之子夏健强的画，丙烯画，《秋》，尺寸40cmx50cm，年龄12岁）
满屏夏俊峰。
四年前的愤怒一刺，于此缭乱初秋节奏怪诡的案件堆里，终于落下靴子。四年来，这一刺也在围观者的哀怨和愤恨中凝成符号。
躺下去的两个城管很少被提起，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申凯和张旭东。
遍翻媒体报道，可以看到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在夏俊峰下岗失业做了街边小贩之际，申凯则退伍转业当上城管队长。两个家庭其实有着相同的底色——他们都来自底层。夏和申的父亲都是环卫工，十几年来，夏父每天凌晨两点出门清扫街道，而申父则在一小区打扫卫生维持生计。
而另一名死者张旭东，他有一个和夏俊峰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女儿。生前他、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一直挤在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
一审判决前，夏俊峰的妻子、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后两次去申凯父母家求情。她们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凯父母的谅解。申凯59岁的母亲李佩霞把夏家人赶出了家门。她说，自己不能原谅那个杀死自己独子的人。申家4代单传，从此绝后。
《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这个场景：“李佩霞当时说，儿子早上好好地出门，结果就没了；儿子只是做了政府让他做的事情，却丢了命。”
这是一很常见的问题——一个人“只是”做了一件“让做”的事，甚至还是尽职尽责地，究竟有什么错？
穿上制服，在4年前那场街头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小贩斗城管。剥去那身制服再看，是底层的相搏以命。两个公民凌辱另一个公民，一个夏俊峰杀死另外两个夏俊峰。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两起死亡和一起死刑，看似对立的双方，如今站到悲情之河的同一岸。
奉命干脏活的人们
文｜徐贲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8月15日－1984年12月20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曾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工作。在哈佛大学时他曾进行“小世界实验”，该实验启发了六度分隔理论，在耶鲁大学时他进行了米尔格拉姆实验，测试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
米尔格伦(S.Milgram)试验是一个知名的社会心理学试验。它清晰地向观众展示了，在权威的诱导下，普通个人在不受胁迫的状态下，自愿地进行伤害他人的行为。
米尔格伦试验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海招”到的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参与者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
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参与者有的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
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以这样的“权威话语”下达指示：“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责任由我来担，请继续”。如果经过反复敦促，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和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1%到10%的参加者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65%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
米尔格伦试验所揭示的是为什么人在没有虐待动机时也会有伤害行为，虽无胁迫却照样会服从。
在米尔格伦之前，研究者往往从服从者的个人性格或素质去理解服从行为倾向，从个人性格来预测服从的可能性和可能程度。从个人性格或素质论出发，研究者会预测大多数的人是“好人”，大多数人善良而具有同情心，这些是影响大多数人行为的主要因素。但实验证明，一旦进入组织化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的善良特质就会消失。
这种情境是一个“制度”，一旦这个制度被建立起来，它可以自动再生，自动定位与它匹配的角色，会把人去个性化，进入它所设定的角色。从克格勃、运动积极分子到各种打手鹰犬和思想警察，都是如此。
一个人在作恶的制度中扮演什么样角色，起什么作用，由不得他个人的性格和素质来作主。现实中的强制性作恶制度会比米尔格伦虚拟的加害情境更把人角色化和去个性化。一旦作恶的制度建立起来，把任何人放进这个制度，只要他在其中起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担当作恶的角色。个人性格论者往往对“好人”抵抗或改变坏制度寄予太大的期待。
米尔格伦明确表明，他的试验是为了帮助理解更为现实的极权邪恶。他曾强调，他的试验结果与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常常被称作是“艾克曼试验”。
米尔格写道，“那些在高伏特层次上电击受害者的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他们是恶人，是社会中有虐待狂的少数。但是，如果我们思虑到有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者这一类，而他们又都是一些平常人，……那么称他们为恶人就成问题了。
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问题。阿伦特认为检查官要把艾克曼描绘为一个虐待狂的恶人，完全是错了。……在我们的试验中，观察了好几百平常人服从权威，我必须作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想法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事实。
平常人电击受害者只是出于服从，把这当作他的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加害心。这也许正是我们试验的最根本的教训：平常人，只是尽忠职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却能够成为某种可怕的破坏的实行者。”
毫不奇怪，那些有类似极权社会生活经验的人们，他们对米尔格伦试验的启示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在米尔格伦去世后的一次纪念会上，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以自己在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国家中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场的人们，那些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人深深懂得米尔格伦工作的意义，米尔格伦帮助他们鼓起抵抗暴政的勇气。
一位名叫EduardoGrutzky的犹太人感谢米尔格伦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他说，“我是一名犹太人，1970年代在阿根廷的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了七年，……折磨我和杀害我朋友的大多数都是‘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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