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数据毫无贡献的社会底层,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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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日常生活的数据信息,主宰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决策。那么对大数据毫无贡献的人群,又该何去何从?

      大数据时代,不少人担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形形色色的监控、追踪,进而简化为数据点,经过一番运算,用于见不得人的政府或企业勾当。另一方面,相对脱离数字世界的人群却可能面临完全相反的问题,根据《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LawReview)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表明,该群体缺乏关注。

       “大数据对没有被它吞噬的群体也构成一定风险,这个群体的信息没有得到定期的收集、整理或提取。”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乔纳斯?勒曼(JonasLerman)写道。曾几何时,日益膨胀的大众数字资料大部分被商家所用,作为提供个性化广告和优惠券信息的参考,谁管你需不需要这个信息?然而今时今日,“大数据”分析渐渐影响着各种重大决策,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机遇。通过背靠数据预测未来,零售商确定了新店地点和商品价格,企业设计出了新产品,政治家制定投票率策略,分析家研究出疾病传播方式与恐怖分子的动向。甚至是白宫也发起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决策机构从大数据中“获取、整理并推断出结论。”

        对勒曼来说,组织这些数据力量是为了给“大数据边缘”人群创造全新形式的无声主义,将显著放大现有的地理、经济及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并将影响数据集结果,使其偏向大多数群体。“这可能重组社会架构,将来唯一事关紧要的人群、唯一有数据价值的人群,是会定期为正确的数据流做出贡献的人群。”

       勒曼列举两个假设个体,作为例子:

       01:一位居住在曼哈顿的30岁白领。她使用Facebook、谷歌、网飞(Netflix)和亚马逊,拥有借记卡、信用卡、购物卡、公交卡、以及在汽车仪表板上电子支付通行费的快易通(EZpass)。智能手机里和车载的GPS导航系统引导她走天下。

        02:一名散工,居住在美国最穷城市—新泽西州卡姆登市,距离曼哈顿2个小时的车程。他的工作酬劳以现金私下结算,没有手机、有线电视和电脑。他坐公车付现金,家里没有车,偶尔在图书馆上网。

        勒曼指出,今天很多大数据工具都经过校准,专门针对“足迹遍布数字世界的”曼哈顿人。“大数据所塑造的世界会考虑曼哈顿人的习惯和偏好,会慢慢演变成属于她的世界。但目前,大数据忽略了我们卡姆登的兄弟们。”他认为,随着大数据进一步重整政府与市场秩序,卡姆登等地区的居民将被逐出机遇之门,甚至连民主参与也无福消受。

        解决方案还是有的。他提出,方案一是确保决策者在设计新的公众安全项目时,能够在大数据途径之外考虑到未能深入数字世界的群体。最终,联邦政府甚至可能通过与2008年《反基因歧视法》(由布什总统签署,禁止人寿保险公司以某人具有对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为由,取消、拒绝对他进行保险或提高保险费用,禁止雇主以遗传信息为依据进行雇佣、解聘、升职、加薪,或做出任何与雇佣行为有关的决定)类似的新民权法案。

        他最后强调,“要确保大数据革命是一场公平的革命,其益处能够得到广泛、合理的分配,我们可能还需要保证少数群体不被遗忘、不被排斥的权利。”

摘自: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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