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年时间记录一个苗寨
业余摄影爱好者蒋建雄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除了大量的照片，他还写下了近6万字的文字叙述
蒋建雄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他用10年时间，用镜头和笔，记录着一个苗寨的“成长”——生产、生活、甚至生理特象……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远远超过摄影师的镜头之外。
蒋建雄觉得“伟大”评价过高。但之所以用“伟大”这词，一点也不夸张，原因有二：其一，目前柳州甚至在国内，除了他以外，还没有发现有人这样做；历时时间之长，无人能及；涉及面之广，尚未见前例；其二，我国著名摄影评论家、理论家刘树勇认为，这件事意义非凡。蒋建雄作为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通过社会学调查方法，以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眼光来记录一个苗寨。
不仅仅是在摄影界——
行者
去年“五一”期间，我国首部纪实摄影作品集《中国故事》出版。该册选用了1949年以来26位摄影家拍摄的专题纪实作品，其中有著名摄影家侯波拍摄的《新时代的毛泽东》。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仅有26人的作品入选，其中就有柳州人蒋建雄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柳州摩托车》。
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柳州就更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建雄是一名孤独的行者。搞新闻摄影的老赖说：在柳州摄影界，能够沉下去，而且沉得这么深，目前没人超过蒋建雄。换句话说，蒋建雄是柳州纪实摄影第一人，而且是目前惟一一人。
2000年“五一”长假，他第一次走进了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他要把尧告村做成西部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的一个文本。
记者：当时对这件事的规划是几年？
蒋建雄：当时没有预先规划时间的长短，以为两三年吧。因为也不知道这件事会做多久。后来，在刘树勇教授的指导下，完善了拍摄计划。
记者：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蒋建雄：我1985年开始学摄影，半路出家。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几位摄影高手，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如吴惟、王福春。王福春就是搞纪实摄影的，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纪实摄影作品能凝固历史，留下人类的记忆，具有文献价值和见证作用，它会是永恒的。我认为，摄影不是纯艺术，更重要的在于关注社会，记录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我不赞成把摄影看得多么高深。只要有一个好的选题和构架，经过一个阶段或更长时间的拍摄，就能够成功。
记者：你的第一个纪实专题是什么？
蒋建雄：《铁路民工》。还拍摄了百味生活、白裤瑶等专题。
影响最大的专题是摩托车。1994年开始，在王福春鼓励下拍摄。从1994年起，连续了16年，这个专题曾在20多家平面媒体上发表，包括柳州日报、柳州晚报。其中仅在中国摄影报就发了三次专版，先后获得了中国摄影报96专题纪实摄影比赛的十个奖项之一，21届摄影国展优秀奖，国际民俗人类贡献奖提名奖，受到多位摄影家、评论家的好评。2007年我国著名摄影评论家、理论家刘树勇来柳，对这个专题予以赞赏，他说，柳州禁摩了吗？如果禁摩了这组照片的价值就高了。果然，现在摩托车渐渐被电单车取代，摩托车正淡出人们的视野。
坚决
命运有时候捉弄人就是那么巧。蒋建雄进尧告村才三天，他的计划刚开始实施，他却病倒了。
记者：拍摄计划因此停了下来吗？
蒋建雄：当然。我当时得的可不是什么小病，而是要命的尿毒症，上二楼都不行，心跳120。当时，知道我的人都说：老蒋废了！确诊后，医生叮嘱我：不能出差，不能到公共场所。我的亲朋好友都劝我：千万不要再搞摄影了。我去北京治疗时，单位的主任、副主任等领导，甚至连爱人单位的党政工团领导和许多朋友都到车站送行，颇有最后告别的意味，悲壮得很，我也以为壮士一去不复返了。呵呵……
谁也没想到，两年后，我会重返尧告村。
记者：为什么选择尧告村？
蒋建雄：尧告村是一个纯粹的苗寨，特别具有民族特色，具有代表性。我想把尧告村做成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本，用大量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完整、系统地记录这个村寨的“现在”。稍纵即逝的“现在”，就是历史。摄影家的历史使命，就是用镜头记录历史。
记者：作为摄影师，照片是你的表现。可是，在你的记录中，文字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如果没有文字，你能准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吗？
蒋建雄：具备摄影和文字的能力如同两条腿走路、两个翅膀飞翔。
摄影技术功能有限，展示的是某一瞬间画框定格的影像，缺乏线性的东西，画面之外的内容无法表达，必须由文字来支撑和补充。纪实摄影师不仅要有较强的影像控制能力，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记者：用10年来记录一个小山村，这对于一个业余摄影师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吧？
蒋建雄：工作量非常大。原本计划是两三年时间，但由于生病中断了两年。后来发现两三年时间根本不够。我的记录和研究包括了尧告村的生存空间 （环境、民居、气候、地理现象等），（（地理、环境、地质、气候和民居建筑等，））生活现状（人口、姓氏、宗族、信仰，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生老病死等），生产劳动（春耕秋收、劳动工具、商业活动等）。还计划拍摄20-30幅人物肖像、20－30个家庭合影，选择个别屯拍集体合影。现在，按照拍摄计划基本（接近）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历史资料的挖掘，经济活动的分析，还有城市化进程。
能够从绝症中重生，得益于蒋建雄本人的良好素质。了解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厚度的平凡人，他对信念的执著，他对利益的淡然，都如良药救他。据了解，他的同班同学中，如今有好几位身居铁道部高官要职，可他坚持“三不”原则：不眼红、不羡慕、不麻烦。因此，当听说他患重病到北京治疗，高官同学亲自安排、关照，敬重之情可见于此。
病愈后，他被安排到较为宽松的工作岗位，他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他的计划。妻子不放心他，因此成了他的助手，每次都相跟着到苗寨。
幸福
2010年7月2日，蒋建雄夫妇又一次“回”到了尧告村。尧告村有19个屯，田边屯在一个半山腰上（山坡上），有一幢年岁已久的小木楼，这里是他们的家，门外常常挂着乡亲们送来的蔬菜、鱼等。他们一年有三四次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乡亲们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自家人——不少村民捞了鱼，收了玉米什么的，都会送来。他们白天一般不在家，村民就把这些东西就挂在门口。
这幢木楼，是朋友韦耀方家的祖屋，他们一家迁到融水县城定居，盛情邀请蒋建雄夫妇住在这里。
没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穷乡僻壤。从柳州出发，到（尧告村，坐班车要一整天，中途在融水县城转车，到杆洞乡后须步行8公里山区公路才能抵达。在公路没修通之前，村民往返杆洞乡只能爬山。这里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打一次手机，要爬到山坡上才能搜到一格甚至半格信号。村民设置在水沟的小水电发电功率非常有限，常常“点”不亮灯泡。白天，蒋建雄夫妇背着摄影器材到各个村屯拍照，调查，屯与屯之间有时候看着就在对面，可是，上山下山，爬到也得个把小时。晚上，就着昏暗的灯，没有灯的时候就用他自己从柳州带来的小应急灯，他要把白天记录的文字整理出来，这个工作量，却远远比摄影重要得多，艰巨得多。
记者：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10年，据说你认为这是你的幸福生活？
蒋建雄：我很幸福。我的同学们如今有的退休了，有的快退休了。他们现在很羡慕我：“我们退休了还不如人家老蒋，我们能干什么，老蒋可以搞摄影……”
记者：所有的费用都是自掏腰包，而且，还花钱给村民冲印照片。你图什么？
蒋建雄：我做的是我感兴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人的一生，能够做好一件事就足以自慰了。于我，她确实是一份足以令我感到欣慰充满成就感的事业；于社会，我希望通过我的记录，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们提供这样一个标本，让更多的人认识苗寨，认识到它的价值，从而引起关心和关注，促进贫困状况的改变。
成就
尧告村终将成就蒋建雄。
蒋建雄也将成就尧告村。
据蒋建雄估计，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尧告村的工作就能完成。除了大量的照片，他还写下了近6万字的文字叙述《古朴温情的尧告村》。刘树勇看过后击掌叫好，他认为这个作品价值无法估量。一个摄影爱好者，不仅仅用镜头说话，而是运用了丰富的图片+翔实的文字记录+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做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是政府部门所做的工作。比如，思考并与村民探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门路，比如他一直跟踪拍摄尧告村小学四年级一个班的孩子，收集他们的身高、体重数据，然后和柳州一个同年级的班级的孩子进行对比调查。
在尧告村，蒋建雄收集了一些原始资料，村民家里的老照片。他手里，有两件东西特别珍贵，一件是村长日志，一件是分田账本。这一次，他甚至从一个蟑螂“丛生”的破柜子里翻到了土改与合作化时期的原始资料。
尧告村村长韦忠泽连续5年任职，在这个距融水县城150公里的僻远山寨里，他的许多职务行为意义并不大。可是，他却坚持十几年写村长日志，把每一件事情一笔一画详细地、工整地记录了下来。韦忠泽感动了蒋建雄——这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啊。
蒋建雄说：摄影的功能没有那么大，不要把自己看得多么伟大。
摘自：《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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