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专访：陶景洲出席北大光华纽约论坛

文/吴晓喻

4月2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纽约举办了“第二届北大光华纽约论坛”，主题为“中美经济发展趋势及合作前景－金融与创新。”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陶景洲，在论坛会后接受了华尔街见闻的专访，畅谈了对金融创新、反腐、亚投行以及中国可能进行的国企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陶景洲是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全球董事会成员，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北大光华纽约论坛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建立的中美高端对话平台。该论坛致力于聚首中美两国政府决策者、企业家和思想领袖，探讨中美财经热点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本次论坛会后，陶景洲接受了华尔街见闻的专访，畅谈了他对金融创新、反腐、亚投行以及中国可能进行的国企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华尔街见闻：刚才您在论坛上就中国的反腐现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您能否就此再具体谈谈？

陶景洲：我认为反腐应该设立一些豁免制度，一味过于严厉地打击未必是好事。贪腐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三十年前就应该反腐，可我们当时没有做到。现在火力如果过猛，官员和企业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对过去贪腐、行贿行为的胆战心惊之中，就会无暇顾及本职工作，或考虑社会和企业的发展。

当然，反腐一定要反，但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豁免制度？对一些官员十几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贪腐行为，是否可以有豁免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今天的论坛主题是金融与创新，在贪腐问题上，也许可以考虑创新的制度建设。

华尔街见闻：谈到创新，亚投行对世界金融体系而言应该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创新。亚投行本来是由中国政府倡议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动议，但现在已经逐步成为国际性的多边合作机构。您对这种“角色转变”怎么看？

陶景洲：首先，我认为成立亚投行非常有必要，因为全球经济体量和最初建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亚投行从地区性向国际性的转变，整个治理结构也会发生很大变化。最早由中国绝对主导，而现在，中国要努力寻求一个和成员国的共识。我们知道，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事规则，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通过，这意味着，拥有17%投票权的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成立亚投行来说，中国可能很难采用一票否决权。但是，无论是IMF、世界银行还是亚开行，在制度等方方面面都已经磨合了几十年。亚投行从零开始，要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

亚投行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输出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在比如建筑等很多基础设施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输出过剩产能的途径。

华尔街见闻：从您的角度看，亚投行是否会最终重塑“国际金融秩序”，达到与IMF和亚开行三足鼎立的程度？

陶景洲：在亚洲可能会举足轻重，但在全球短期内还达不到。但亚投行会倒逼世界银行甚至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现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步伐非常缓慢，亚投行作为外力，会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但还不太会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主要支柱。而且，就目前而言，这也不是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的目标。亚投行的目的是开发性的，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华尔街见闻：虽然美国否认，但之前一直有消息说美国曾游说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昨天（4月28日）奥马巴和安倍会面后说，“亚洲需要基础设施，从这个层面亚投行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奥巴马也表示说，如果建立在良好保障之上，并使借款国获益，他们将全力支持。您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是否意味着中美有望就成立亚投行进行合作，如果合作，您觉得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合作？美国有无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

陶景洲：无论美国是否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目前的形势是，美国的盟友很多都成为成员国了。有人说，这是不是意味着盟友会和美国断绝同盟关系？我觉得不是。就如同夫妻吵架嚷着要离婚一样，婚还是不会离。当然，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因为美国不是一个“讲面子”的国家，他们更看重经济利益。但无论加入与否，他们都会带着critical eyes（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亚投行。

华尔街见闻：就如奥巴马所说，透明度和良好管治是保证基金得到妥善使用的关键。那么您认为，建立亚投行我们有哪些法律上的障碍，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陶景洲：现在确实有很多制度没有建立，比如项目筹备委员会，公司治理结构等。亚投行邀请了原世界银行的法务高层人员，作为其法律顾问，为亚投行的治理出谋划策。但是，很多细节都需要逐步敲定，比如很实际的，是否给予亚投行工作人员以国际公务员待遇或外交待遇、是否要求其纳税等。这些意味着，亚投行是否能真正吸引到国际一流的人才。亚投行应该很快就启动招聘了，相信很多人才也会关注这些问题。

华尔街见闻：最近有消息说，央企将在分类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可能会从112减到40家。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的国企改革，是否对经济有好处？能否达到资源要素集中，防止类似南北车那样，参与全球项目时出现同业恶性竞争？

陶景洲：我认为现在还不大可能。最早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就有过这种建议，甚至考虑借鉴韩国的大财团模式，当时中国就没有采纳这种方式。就南北车的问题，我们更多应该思考如何让他们良性竞争，而不是简单的合并。如果石油行业变成一个公司，电信行业也是一个公司，那是倒退，不是改革。改革就是要增加竞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如果真要大规模合并，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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